不惑集

大年初一的深夜，临睡前脑子里莫名插入电影《一一》里的一个镜头，自己在电脑前敲了几句话，完全没有头绪，索性放弃。没想到，直到昨天初五回了北京，只要我独处几分钟，这个镜头神灵附体般的就开始我眼前播放。

我知道，2009年，我欠自己一个交代。如果非要给2009年结案陈词，我觉得它可能预示这我未来几年的道路，尽管，我至今仍不确切，这条道路通向何方。我唯一确定的是，2009年的心迹，正如《一一》片尾，七岁的洋洋面对自己外婆的灵位的一段独白：

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

在首都机场吵闹的餐厅里，敲下这段话，觉得如释重负。从现在开始，我的2010年赛季就开幕了。

（附带说一句，由于域名政策的变化，这个博客随时面临寿终的危险。如果我届时还有心情和他们周旋，这个博客我仍将以靠天收的心态写下去。同时插播一条广告，我的一个新博客在我此趟长差之后将横空出世，不过，语言是你我都不熟悉的英语。如果有兴趣，不妨一起学习。祝大家2010年玩得更HIGH）

《经济研究》杂志和广东经济出版社昨天在京开了个国内经济学界的大派对，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周叔莲这些白发苍苍的经济学老人来了，李扬、张维迎、陈锡文中生代的经济学家也来了。会上讨论的主题是“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如此宏大的题目，本以为大家讲讲场面上的话就过去，不过，几个人十分简短的演讲却相当精彩。

张维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

张维迎做了一个有趣的数据的比较研究。单独把一个个省拎出来，每个都按照一个国家算，放在世界上排序。

按照经济总量，大致来讲，广东是第一，排到世界第18位，第17位是土耳其，大致相当于土耳其的67%，这是2008年的数据。按照汇率算，广东GDP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大于比利时、瑞士、瑞典、沙特阿拉伯；第二位是山东，第三位是江苏，他们的GDP都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第四位浙江，大于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第五位的河南GDP大于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第六位是河北，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第七位的上海，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四川GDP比重达于新加坡、智利等等。中国最小的经济体西藏，但它的GDP仍然大于蒙古。

从人口规模来看，广东第一、山东第二、河南第三，都大于德国、越南、菲律宾，四川、江苏大于埃及、土耳其、伊朗，河北湖南大于泰国，安徽都大于英国，陕西都大于加拿大

张维迎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就是一个全球，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异，基本和世界上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间的差异相似。

蔡昉：“警惕‘梅佐乔诺’现象”

“梅佐乔诺”为意大利南方地区“mezzogiorno”的音译，大致是指罗马以南，包括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地区。蔡昉所说的“美佐乔诺”现象，是指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地区巨大差距的一个国家，因此，有人说意大利南部梅佐乔诺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因为它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后来变成二元经济，因此它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遗留了很多问题，由此保持了南北方的巨大收入差距。

后来人们发现，两德统一以后，变成了东德又出现了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但是两德的地区差距仍然长期保持，这样就有经济学家说，有两个梅佐乔诺，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说这些落后地区既是二元经济的，又是计划经济的，转轨经济的。

蔡昉认为梅佐乔诺与中国的中西部很相像。另外，包括两德统一以后，曾经东德地区有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又慢下来了，政府大量地转移投资，补贴都用在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它诱导出来的产业，不是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产业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两类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因此说，现在存在两个梅佐乔诺现象。

蔡昉比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西部会不会成为梅佐乔诺现象。尤其是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以上两个梅佐乔诺是十分相似的。

蔡昉提供的证据是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最近几年大幅上升，也就是说中西部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了。但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中西部人均收入低，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应该具有优势的。

“人们曾经讲过一个雁阵模型，过去讲经济体到经济体之间、国家到国家之间，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有巨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我们可以把雁阵模型变成中国国内版本，也就是说我们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没有必要转到印度去、转到越南去、转到墨西哥，而是说我们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我们恰恰走了违背它的比较优势，没有能够形成国内版权雁阵模型。”

李扬：“土地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变数”

最近的经济会议中，碰到最多的就是李扬。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用学术语言来评价国内的货币政策，枯燥无比。不过，昨天他最后的发言却是有关土地问题，不知道坐在台下的陈锡文怎么想。

“在结束我的简短的感想和发言之前，我想说一下，我自己感觉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及土地相关的各种问题。”

李扬还讲到自己做学生时代，看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1949年前就已经在从事工作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著作，有一个印象，这样一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离不开两个因素，一，土地。二，人口。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也就是解决了土地和人口的问题。但是土地问题、人口问题在我们1949年以后的研究中消失了，最近这几年开始研究，但是研究得极不充分，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现在的经济问题都由这两个因素引发。

李杨认为，未来的问题也都回因这两个因素而发生。但是经济学界对于它的研究太少了，厉教授刚才说林权的问题，还有房地产问题、小产权的问题、宅基地的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政府在整个地产市场中居中牟利的问题，等等都与此有关。土地问题又联系到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到我们的社会保障，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的所有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极不充分。

李扬还谈到自己的经历，我有幸在这个书里写到，我回顾一下历史，我说我到社科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随刘国光教授和张卓元教授做中国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改革问题，从那儿我更加加深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把土地搞清楚。

“西方经济学，老的经济学是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后来的经济学就两个要素，资本、劳动，因为它的土地是完全资本化了。中国其实正处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非常有意识地组织这个资本化的过程，现在经济中的很多问题由此而发。”

老人理解错了，以为我是冲着他和春桃的口水官司来的。春桃和她的丈夫陈桂棣最近出版《小岗村的故事》，严俊昌老人十分愤怒，指出该书有二十二处错误。而春桃只承认三处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误差。

我的本意是向老人了解小岗村刚刚去世的党支书沈浩生前的一些事情，既然老人不忌讳谈现在这桩正在被媒体热炒的口角，我也十分愿意倾听。

摆在在我面前的复印材料，原件陈列在不同的档案馆里。不过其差别之大，比周老虎的年画还明显。我问其中哪一副是真迹，老人说都不是。签了五六次，最早的一份已经撕了。老人的话其实我是相信的。当代史基本上是由一个天大的误会组成。

顺带说下《小岗村的故事》，全篇都是聚焦在严宏昌身上，作者企图用一个人物的命运来反应历史的全貌。其实这好比把镜头对准一个微小的事物，其背景必然是虚化的。我的意思是，《小岗村的故事》缺乏必要的平衡，而平衡恰恰是严肃的调查新闻和报告文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我看来，《小岗村的故事》就属于典型的报告文学的范畴。

这次采访见到多位大包干人，除了严宏昌和关友江，尽管不能说晚景凄凉，大部分充其量也就是徽北普通农户生活水准。我注意到严俊昌身上的一件老式夹克，衣领和袖口都是用旧布缝补上去的。

可悲的是是严俊昌与严宏昌叔伯兄弟俩，《小岗村的故事》将两者的积怨再次挑起，严俊昌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不惜对自己的弟弟恶言相信，而缘由还是要追到谁是大包干第一人的名头上去。

在采访期间，直觉就是小岗村就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尤其是蕴藏其间的政治资源，外部力量的干预甚至让严宏昌产生这样的感觉，“现在在小岗村，我感觉是个外头的人。”

小岗村几乎成了一个小而全的政府。陈桂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小岗村除了第一书记外，还有两个党委书记，四五个副书记，这些书记还不断地换来换去。我看来看去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小岗村的。这么多书记上面还有一个小岗村工作组，组长是凤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工作组，工作组在小岗的人至少有30多个人。”

小岗熙熙，皆为利来。

将朋友的一封私信转帖于此，我想先做些解释。

2006年的时候，武汉的几位朋友创办了一份名叫《新阅》的杂志，我乐此不疲的混迹其中，其实其中的艰辛和坎坷，我虽知一二，但却是无法深入体察的，顶多也只能算是一位外围参与者。但很显然，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并且中毒不浅。

我的青春期一直苦苦爬行在传统教育体制里，几乎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接近终点的时候，突然认识了这样一群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自愿放弃了大学学业，而且还牛逼哄哄的办起了一份杂志。他们对游戏规则的不妥协，与我暮气沉沉的大学生活形成强烈对照，在他们那里，我找到对话的可能性和空间。

尽管最终杂志命运不济，我和大多数人的友谊却得以延续。这个故事很长，我必须打住。我们曾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能力解释自己的命运，我们希望能拍一部电影，他的名字叫《虎泉》。

这封信我看了多遍，多少缓解了我在国庆之前异常焦躁的情绪。记得很久以前一位朋友曾给我讲了个故事，王志东在黯然告别新浪之后，曾短暂在大连海边栖身，日复一日的在海滩边散步。不知道大海最终是否给了王志东一个关于未来的满意答案，我却从中得到启发。十一期间，一个人收拾背囊，在青岛海滩边的一个小旅店住下来，每晚坐在礁石上，面对黑色的大海，我希望也能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我无法说自己已经清晰的即将触摸到他，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到来，让我变得更加有力。

余华曾经这样说过，“内心让他真实的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别人：致我的兄弟小虎

小虎：

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写信给你，当时胡成林告诉我你的通讯地址，并转述了你给他的信中关于我的内容。可之后好几次，我觉得胸中有千言万语，坐下来打开电脑，却不知道第一句话从何说起。记忆和忘记都需要勇气，但对于《新阅》，我总是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新阅》第一次让我体验到表达的无力，甚至《新阅》直接让我丧失了表达的能力。这种感觉，就像我以前写过一句话：“当你学会沉默时，生活才刚刚开始”。现在至多只能这样说，《新阅》是一道重重的休止符，终结了我们那段自以为是、年少轻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春。某种程度上，《新阅》就是我们的壹玖捌玖，你和我，以及很多参与者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但迄今为止，我真的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来为它结案陈词。

有一点必须承认，如果不是《新阅》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偿债压力，我想我至今仍旧是一个愤世嫉俗却又手脚无力的小知识分子，整天沉浸在那种自恋和自虐情节交织的小情小调与小恩小怨之中，对所有事情都充满着议论和牢骚，却找不到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途径。毫无疑问是《新阅》把我从这种自以为是的幻境里踢了起来，逼得我不得不像个小商小贩一样，到处跟人讨债、要钱。你离开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抱着电风扇整宿整宿地呆在办公室里编写商业计划书，然后跑遍了武昌所有的商业银行，找尽了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潜在的投资者，眼睁睁地看着每一次虚无缥缈的希望都一点一点地变成彻头彻尾的绝望。最后，我以三毛钱一本的价格卖掉了满屋子被退回来的杂志，和兄弟们喝了整整一个月的酒，然后四海飘零，各安天命。

如你所知，纵贯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反叛”是我生活的主题词。从高中厌学，到大学退学，再到长达数年的自学，我总以为这个世界处处与我为敌。我不停地制造各种各样的假想敌，家庭、教育、政治、社会、传统——我抱怨制度的偏废、抱怨世俗的偏见，我抱怨一切可以抱怨的东西。我一直抱怨他们不给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机会，可当我终于获得这个机会时，却发现自己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而真正做好一件事情，也远不像自己臆想的那么简单。可以这样说，在《新阅》之前，我总是可以为自己的挫折找到很多冠冕堂皇的外部借口，但《新阅》的失败，却毫无留情地迫使我直面自己赤裸裸的无能。就像我当时的签名：“我痛恨自己之于这个世界的无力感。”这是我第一真正痛切地意识到：“说”和“做”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鸿沟。前者仅仅需要澎湃的激情，后者却需要穿透世事的洞察、超越琐碎的隐忍，以及专注细节的执行。

从这个角度说，《新阅》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在我生命里最煎熬的那个夏天，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失败，也因此开始了我前27年最惨痛的一次反思。“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说的不是你想说的，你做的不是你想做的。你自己不是你自己。”这句独白似乎成了我的一个诅咒。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也许不算太难，但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却绝非易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刻意保持一种特立独行式的旁观者姿态，总希望自己显得这个世界不一样。结果你在疏离这个世界的同时，这个世界也在疏离你。“和光同尘”，不知道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仔细想，我那么多年、那么固执地想要办起一份杂志，一方面固然是我的志趣所在，但另一方面，也无非是想向当初那些看轻过我的人证明，他们是错的。然而最大的悲哀却在于此：我以为自己在反抗所谓的世俗，其实自己就一直活在世俗的偏见里。

不夸张地说，我之后的改变全部源于你。我的商业启蒙源于你留下的那本《营销管理》，我的谈判风格延续了你的尖刻和直率，我的生活轨迹沿着你从武汉来到北京。有时候我在北京拥堵的公交车里被闷得发慌时，都忍不住想，几年前的你是不是就和我现在一样，一边咒骂着这座城市的势利，一边又憧憬着这座城市的功利。我经常想起你跟我说北京人走路的速度是武汉人的两倍，我也经常想起你跟我说你和生意伙伴从来只谈利益和女人，我还经常想起你跟我说你偶尔也会在后半夜惊醒时问自己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有几次我在夜里回来北京，看到车窗外灯火辉煌，就非常强烈地体会到你初来这里的心情：既然我来到这里，看到这里，就一定要征服这里。

我现在应该说一切都好，或者说得谨慎一点，一切都在正确并且从容的轨道上。《新阅》之后尝试了几份短暂的工作，又参与过两个项目的初创，都以失败告终，但对我已经没有太大的触动。反而在不同行业的失败经验，促使我不断去思考商业运营的本质规律，并最终在目前这家咨询公司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平台和位置。现在的老板是非常让我服气的一个人，同事也有一股共同打拼的精神。恍惚间，我甚至重新找到了《新阅》时代的激情。我相信世俗的成功对我不是问题，我甚至预感在我三十岁之前我们这个团队就会做起一家上市公司。但越是如此，《新阅》越让我觉得心有不甘。

当然从商业角度来看，《新阅》实在什么都不是。它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业项目，只是我们一群人头脑发烧的理想主义产物。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尤其珍贵。首先，它是我们的理想；其次，它是一群兄弟的产物。我想没有什么比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实践自己的理想更完美的事情了。我自己在商业上得到的经验越多，我就越感慨：当初如果我像你那样，之前有过哪怕一丁点商业运作的实践经验，我也不至于让《新阅》走到破产那一步。无论这个项目从盈利前景上有多少先天的局限，我都相信做好它还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新阅》几乎成了我的一道心坎，我经历过的很多次失败我都可以非常坦然地放下，但《新阅》，我即使放下，也仍有余悸。它几乎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青春祭奠，它是我们最后一次用尽全身的力量去冲撞世俗之墙，然后，头破血流。

必须澄清，《新阅》是我拖累了你，而不是你拖累了我。或者说，那是我们共同编制的一个充满少年意气的青春之梦，现在只不过各自承担着梦碎之后的煎熬与艰辛。但很显然，为我们共同的野心支付更多成本的是你，而不是我。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们陈家湾吃饭，谈起马云的创业经历，你很感慨地说，湖北人一向给人的印象是图小利而无大谋，不如江浙人那样大气、敢闯——“我要改变世人对湖北人的看法”。这是我们共事的短短三个月里，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相识近十年来，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我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被命运支配的人和支配命运的人。有太多的人从一出身就被世俗规划好一生的轨迹，他们老老实实地上学考试、本本分分地打工挣钱、无怨无悔地结婚生子，就像《搏击俱乐部》里的台词，“没有地位、没有自我，不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麻木地饰演着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被大众娱乐洗脑，按照产品广告过日子，属于面目不清的大多数；而另外一种，却从来就不打算拿着剧本和台词按部就班地生活，虽然他们也追求世俗的功利，甚至比一般人更加渴望世俗的成功，但他们总会有超越世俗之上的诉求。这个信念，在我们高中时代彼此惺惺相惜时激荡过我们，在我们大学时代一起困学求变时鼓舞过我们，在我们《新阅》时代共同艰苦创业时支撑着我们，也许在各自遭遇困境时，也曾一度动摇过、妥协过、甚至放弃过，但现在，当所有人都以为我正在与曾经的理想渐行渐远时，我却对这个信念前所未有地清晰。

还记得你向我推荐，我后来又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的《巨人三传》吗？我曾经把译者傅雷的一段话作为我一篇文章的结尾：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有一段朋友间特别流行一句话，“凡我们所遭遇，皆为历练，都应该感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怀疑人生、怀疑世俗、甚至怀疑情爱，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兄弟。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在过去的那么漫长而荒唐的岁月里，我一直试图与这个世界为敌，后来又试图与这个世界和解，现在才发现：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还是罗曼·罗兰说得好：三十岁，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才刚刚开始。等你出来，我会复制《美国往事》里的桥段来迎接你。那些我们曾经看到却没有征服的东西，还等着我们一起去开创。

所以你要记住：你是我的兄弟。

附上一本《论语》，在我困厄并且焦虑的时候，夫子曾经安慰过我，并最终帮助我重建信仰。希望那些曾经安慰过我的，也能安慰到你。

另，《新阅》同仁现状——

张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邵世明：回老家继承祖业

肖文虎：07年追随一个女人去南宁，一个月后失踪，至今杳无音讯

李凯：常驻甘肃，独立拍片

罗庆军：北京大学，博士

严定非：《南方日报》，记着

刘凯：《西藏商报》，记着

应剑群：天涯社区，编辑

燕舞：《中国青年报》，编辑

王兰伟：湖南某出版社，编辑

水影：公务员

田禾：自由职业

秋子：奉子成婚

                                                        赵元元

                                                     2009.9于北京

50岁的søren

他家的足球场

家庭小作坊，生产全世界独此一家的芦笋啤酒，以及蓝色的土豆

søren的邻居

乡间骑马的少年

哥本哈根机场

未完待续，且看下回分解

离开丹麦的早餐会上，项目的主办方IMS的经理给每个人出了道题，此行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从首相助理到记者，从垃圾处理厂的经理到跨国公司的董事，一周之类我们几乎和丹麦大部分的阶层都打了个照面，但我给的答案是参观丹麦农民søren的农场。主办方本也是无心插柳，原先安排参观丹麦环境部长的农场，但部长大人在国外出差，临时改到søren家，他种的芦笋在丹麦几乎家喻户晓。

6月15日，我们的大巴开到田间小道上时，søren和他的妻子起来过来接我们。开口就让我们吃惊，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丝毫不比我们后来见到的首相助理逊色。他的妻子和我们一样，一副东方面孔，søren介绍她来自泰国，名字泰语的含义是“韭菜”。

首先参观的是他的土豆田。我们来之前，丹麦连续几天大雨，土豆田几乎被水淹没，søren花了两天时间才排干，不过仍有大片的水渍。Søren摇摇头，只能这样了。他就拿这片自己家的土豆田做教材，给我们讲起全球气候变暖对他收成的影响。近几年极端的天气越来越多，尤其是下雨。对于气候变暖，他给出了与政客们不一样的答案，“keep balance with the nature”。

Søren60公顷的农场，大概相当于900亩的面积，只种了两种作物，芦笋和土豆。他甚至自己还发明了一种芦笋啤酒，声称全世界唯一只有他家产这种酒，我顺了瓶回北京。如果按照阶级成分，søren在中国算是不折不扣的大农场大地主。不过在丹麦，他介绍自己的规模中等偏下。土地主要来自他的父母，不是继承，而是从他们手中买过来的，花了400万克朗；其余的土地，都是从邻居手中购买。900亩的土地，市场上估值也只有1000万克朗，søren因此还欠不少银行贷款。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使在丹麦这样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能处于下层。Søren一家的年收入税前大概是30万，这其中还包括欧盟12万的补贴。他报出了一个让我们的翻译sine也没料到的数字，丹麦农民的年均收入只有8万克朗。Sine有些不太相信，我们的司机大叔一年的税前收入40左右。即使søren雇佣的三个前苏联地区的工人，一年只用干4、5个月的活，søren支付给每人的薪水接近18万元。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国内一部分学者给出的判断，即使在发达国家，不管是在小农发达的日本、韩国还是台湾，以及美国，农民的普遍弱势几乎是全球风景。既然如此，农业补贴也因此成了必然的选择。

我也想听听søren对农业补贴的看法。他开玩笑，他的意见会让农民兄弟杀了他。他赞成取消农业补贴。理由很简单，欧盟农产品的补贴会冲击全球其他的市场，尤其是那些发展中的国家，søren的朋友遍及南非、墨西哥，他不想让自己的农产品伤害到发展中国家的朋友。

其实，不单单是感情的因素，权责对等的原则同样适用与农业补贴，补贴并非没有代价。在某些年份，欧盟会对领取补贴的农民所栽种的作物品种以及产量给出严格的限制。在søren看来，这就有些过分了，因为我自己的土地，种什么得自己做主。另外，就像国内发生过的类似事情，政府强令农民栽种某些经济作物，结果大量烂在地里。政府对市场的判断并不见得比农民更准确。

总之，丹麦农民的日子现在并不好过，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丹麦畜牧业发达，产量很高，市场萎缩之后，奶农不得不把牛奶白白倒掉。他摇摇头，建议我们去问问到底这是为什么。

Søren后来带着我们去餐馆他的住宅。让人羡慕不已的是，他自己剪了一个人工的小型足球场。而我们就着他家的芦笋，喝着芦笋啤酒，以及自己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蓝颜色的土豆。

离开的时候，søren和我们每个人再见，并且说了一句很深奥的话，农业的故乡在墨西哥和中国这样的地方，外国人吃的too fat,我很想去看看中国的农民以及他们在种些什么。

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风波。瑞典的一家风力发电的公司想在他的农场附近设立几个巨大的风机。他表示不太高兴。“”两位市长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不过我还没同意。”我们后来了解到，如果风力发电占据农民的土地，丹麦政府给出的回报是相当丰厚的，农民甚至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不过søren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政府的意见。除了他的偏见之外，因为他家公司是瑞典的，凭什么这些钱让一个外国赚走呢。还有一个让我们哭笑不得的理由，他认为风车有煞风景。如果这些高达40米的风车栽到自己的地里，就会破坏自己的“vision”。

他自己出生在这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的都十分熟悉，甚至在什么地方栽种什么植物，他都是精心设计过的。“I love my area”.尽管英语不好，我很清楚的记得søren的这句话。“为什么我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这首被政治过度阐释的中国诗句，竟如此和一个丹麦农民的生活是合身。

几个月前，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他和母亲在外飘荡很多年之后，今年终于回到家里操持几亩地，春耕的时候我问他们在家里怎么样，很让我意外，父亲满足的说道，“还是在家里种地比较好。”我很欣慰，土地能够让他重新收获尊严。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丹麦时间凌晨5点，四点多就醒了，透过帘子缝隙漏到房间的灯光已经很亮，没想到还这么早，酒店对面只有7-11的店子开着。

要说对丹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太冷了，简直出乎每个人的意料。昨天晚上在市区中心的步行街闲逛，大部分都还身着厚实的棉衣，甚至还有不少穿羽绒服的。相比之下，我们就穿得太清凉。北京已是盛夏，哥本哈根还在冬春之交。

再说说行程。我们坐北欧航空公司的航班下午三点出发，整整坐了九个小时才到，相比火车的长途旅行，飞机真是太痛苦了。我们就一直盯着机上的电视，飞机仅穿越新西伯利亚就花了快五个小时，翻过乌拉尔山脉差不多才算到欧洲。丹麦时间6点到多哥本哈根，北京已是深夜，这里太阳还很刺眼。大伙都是困得不行，可就是睡不着，我现在在这写博也是，脑袋里昏昏沉沉的，大家就当着是梦话吧。

现在住的旅店叫GRAND HOTEL，网上查了下，竟然是家四星的。房子面积大概10平方，两张木桌子外加一张床，这就是所有的摆设。让人惊奇的是床，面积也就大学寝室里的单人床大小，不晓得身材魁梧的丹麦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床上挤下的。不过，尽管这也就是中国一县级旅馆的规模，被子、洗手间都收拾得让人很能勾起人的睡念。导游介绍说，这挨着中央火车站的旅馆，怎么也得四五百年的历史了。没办法，这就是哥本哈根。

本来想发几张片片的，无奈这酒店无线上网速度太慢。继续睡会，今天的行程太密集。

城墙与老人

黎明时的明清街

我梦想，在七十岁的时候，我们穿着海魂衫，登上舞台。

睡不着，思绪就是漂在水面的瓢，按下去，马上又浮起。翻来覆去，把九月听了几十遍，仔细看，才知道是海子的诗，盲人歌手周云蓬唱得极好，忍不住想起柴达木盆地里清凉如水的夜。

九月（海子）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下载地址：http://www.manana.qsh.eu/music/setpember.mp3

清明三日，上自习，吃食堂，晒太阳，没有写稿的压力，这是一位长年伏案工作者生活的顶级配置，时间的流失因此变得温柔。

2月返京后，买书如发春，来不及整理，枕边、墙角到处散落，犹如隔年的尘土。清明得暇，整理完读书笔记，兀自高兴，工作拖沓无进展，阅读终究没落下。

《如何阅读一本书》 台湾著名出版人郝明义的译作。郝在序里写到，读毕此书，第一感觉是羞耻。因为一位以书为业的人，四十多岁才接触到此书。

郝先生都承认，自己的阅读走不了不少冤枉路，普通人显见更曲折。“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大多数人只能算平庸的读者。我们的不幸，一半要归咎于，未加反省的、被动的阅读习惯。

主动的阅读是该书的关键词，它包括阅读速度和阅读层次（作者将阅读分为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的把握。说到底，这是本关于阅读方法论的实用工具书。“很少有一些习惯上的改变，会产生如此大的宏大的效果。”平时习惯从阅读中获取乐趣的朋友，不妨去可看看，对阅读的疗效确实不错。

《从威权到民主》 不得不让人赞叹修辞艺术的力量，比如政治转型等公共媒体避之不及的话题，在另外一套学术话语包装下，就增加了一道安全阀。这是我在看完《从威权到民主》之后的第一个感受。

中国、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是最近几年一直比较热门的政治经济学话题。由于话题的宏大，以及意见的分歧，反而让研究者有无所适从之感。《比较》杂志编辑的这本国际经济学会2008年会的小册子，填补了这片空白。它基本汇集了主流的经济学界对东亚模式、印度崛起和拉美衰落的解释。

最近花很大精力去读，并且写下笔记的，只有上面两本。另外的书，不是不好，很难做笔记，即使做了笔记，我的个性，也很难在这里坦露私密的个人感观。比如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与二哥书》和龙应台的新书《亲爱的安德烈》以及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G20的峰会，做了两篇不疼不痒的报道，却撩拨起我对金融史的兴趣，最近的功课要转移到这上了。

在北京待了近两年，一直没有到派出所去办传说中的暂住证。07年从广州来北京时，我就下定决心不办这个证。它给我的强烈暗示，是一个黑色的烙印。

如今的北京，大多数时候，没有这个证，你的生活几乎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我唯一一次在马路上被警察盘问，其实也没有检查暂住证。不过，就算你能躲过所有警察的盘问，你也难保哪天会撞在暂住证的枪口上。

如果你去北京的任何一所驾校学车，对不起，非北京户口必须拥有暂住证才能报名。当然，神通广大的驾校早已给你准备好一条龙的服务，只要你多交30元，一切OK。偏偏我所报名的驾校不提供这种服务，一个暂住证，我费了两周时间才办下来。

不单是驾校，就连中国联通这样的公司，如果你要去购买一张无线上网卡，牛逼哄哄轰轰的服务员会牛气哄哄的告诉你，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你必须付500元的押金；更苛刻的是，500元的押金并非在服务结束后就能立即返回给你，至少需要等上一月。

元宵节晚上，七点多写玩稿子回家，一路上狼烟四起，火光冲天，炮声隆隆，估计当年日本人攻进北平城也没这声势。安全到家，几个当着晚饭的汤圆还没下肚，就有敬业的读者朋友打来电话：央视新大楼起火了。

掂量了下，这稿子肯定发不出来，只能用新华社的通稿（还真被我言中，几大门户网站在10日早晨硬是当这事没发生过似的。我看到最详细的报道还是在海外敌对势力的网站上）。

这事到倒没什么，普通人家元宵烧烟花，央视有钱呗，把自己楼给烧了。有趣的是在财经网上看的关于火灾事故原因的报道。 “北京市消防局2月10日通报称，央视新址北配楼火灾是由于业主单位不听治安民警劝阻，执意违法燃放烟花造成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出活生生的现代版的“玩火自焚”。

不过央视的台长应该庆幸了，幸好烧的是配楼，要烧到主楼，那裤裆就没了。 说点题外话，央视元宵的一把火，还有“北京燃放烟花带来首个五级重度污染天气”，类似的新闻，不知道北京市开始考虑明年禁鞭了。翻来覆去，都是ZF有理。

村里有钱人确实多了，尽管能识字的小孩都知道金融危机，单看大年三十晚上的烟花，很难说这些在外面做点小生意的个体户，受了什么影响。记得小时候玩的100响的鞭，我都是买过来，拆成一个个的子儿，一天放几个，都要仔细盘算。二十年不到，什么想不到的都发生了。

表妹八岁了，我还是第一次见面，鞭炮成了我笼络感情的最好礼物。

240元一盒的礼花，才能制造出这样的效果，只有12发，为时不到两分钟，不过村上还是有人趋之若鹜。

我们自己玩的烟花，50块钱的和240的差别还是很大。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封建迷信活动，现在依然盛行，不过规模已经不比当年。

卧室外，比我年龄还长的一片竹林。

终于回到北京了，没想到这里的气温和海拔1000多米的玉门油田差不多。昏睡两天之后，给万里行的组织者交了份作业，名曰：采访感言。

12月5日，南八仙采气站，冷湖油田总工管志强爬上几米高的储油罐，从油罐里取出一支测量仪，我跟在他的身后，伸手从仪器的管壁上揩下一层清凉的液体。 

“啊！原油，原油。”等待的几位女记者，发出这样的惊叹，对于采访团一行的所有记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原油的真面目。管工仔细解释，从戈壁滩深切处采上来的油，品质和北海布伦特相当。

 这是一副稍显荒诞的画面，我们中的大多数，能源领域的报道要占大头，没想到笔下屡屡提及的北海布伦特，却是在戈壁滩上首次邂逅。 我们的行程也恍如这副画面，在路上遭遇无数个第一次。在有些采访和座谈会上，我们的问题常常让回答者无从下手，不是他们学识不够，实在是我们对石油的了解，宛如一个学步孩童对星空的想象。

 这是一次扫盲之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尽管星夜兼程，尽管人困马乏，对知识的饥饿感支撑着我们走完所有的行程。 我还想说的是，假如给我一次重返戈壁滩的机会，一定是源于那些在大漠孤烟中等待我们的朋友。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不过，此行于我还有另一层意义。同行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明老师，是位颇有慧根的知识女性，其看手相的本领堪称一绝。在咸阳机场，我把手伸过过去，她瞥了一眼，就给出判词：此人心事太重。 我一向不信，命运的密码，会写在方寸之间的掌纹上，但明老师这次说对了。

我这路确实步履沉重。 在12月10日10点的兰州座谈会上，我收到一条短信：外公去世了。我的少年时代基本和外公生活在一起。 外公是个读书人，那些在他的启蒙读物里出现过的地名，敦煌、阳关、安西、瓜洲，我一路从中穿行，我想，外公是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    

4-5号在青海油田采访，这片柴达木上戈壁滩的归属是青海海西藏族蒙族自治州，首府正是德令哈。翻越下面这座当金山，就离德令哈不远了。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海子）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抒情。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29号出发，接下来的二十天，将在甘陕宁度过。

起点在敦煌，向西，一直到兰州，北上银川，折返到西安，终点宝鸡。

世界上只有两种书，好书和烂书。我很喜欢的一本杂志，就开了这个栏目。好书当然要点名表扬外加带小红花，烂书也要拿到太阳地下晾晾，除掉霉菌和臭腐味，让路人唾之。

“1895年它初次面世时，也许可以说它不过是一本赶时髦的书，但是，一种时髦若是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想必有一定有些独到之处。”美国社会学家墨顿在《乌合之众》如此评价。

《乌合之众》★★★★★

这是本人在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之一。法国人勒庞在目睹法国大革命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群众在历史里常常扮演的是一个暴民的角色？勒庞分析的对象是历史对象是法国大革命，其中偶尔提到过中国，但我自己看来，分析的全是文革的事件。有趣的是，网络上推荐此书的人，多是些从事投资行业的，想想也对，在贪婪和恐惧之间摇摆的股民，又何尝不是市场里的乌合之众。

清理了下自己的书架，半年以来，读到的和华尔街有关的书籍，有五六本之多。

《华尔街的巨人：美国投资银行鲜为人知的故事》★★★

基本上讲述的就是美国一部投资银行史，我在阅读时仰慕的那些巨人，不幸都成了新亡人。不过这本由华尔街日报编撰的书，仍不过时，了解美国金融的运作，可以作为参考。

《华尔街的污点》★

作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不过翻译过来之后，水准就差了许多，我大概读了四分之三就放弃了。讲的是上世纪末期网络股泡沫中，华尔街的分析师们的勾当。 

《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 《一个华尔街隐君子的自白》★★★ 《华尔街》（影碟）★★★

 以上三者，可以比对着看。前者讲述的是华尔街中高层之间权力角逐的故事，而第二本则是讲述个人在华尔街奋斗的。有意思的是，两位作者最后都选择离开华尔街。影片《华尔街》讲的是大玩家戈登的故事。我看完之后，终于理解为什么美国普通民众把华尔街视为贪婪的代名词了。 

从十一长假到现在，正是北京季节轮转的时候，情绪就像拔不出来的一个瓶塞，冬天到了，满脑子里还是秋天和春天的景象。聊以自慰的，看了几本书。要是整理下卓越的订单，估计有十多本了。

所以，最近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碟，远不止上面胡言乱语点评的这些，但全都整理出来，要耗上我付不起的精力和时间。我如今的阅读习惯，多是以“喝”的方式，不加咀嚼，重视量化，其实，这都暴露了我骨子里的窘迫。漫长的冬季已经来到，我希望换种方式去读的时候，能够读到温暖，读到爱。

今天是小外甥的生日，小家伙不知不觉间两岁了，除了照例给他送上礼物，又有点写些什么得冲动。

 王鹤：

你好。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能见到这份迟到得生日礼物时，能感觉到舅舅在千里之外得关心。

你每长一岁，除了增加一份欣喜，该送什么礼物给你，对舅舅来说，难度就增加一点。既不能重复，还得别出心裁，这就成了一个智力游戏。但是我决定，每年固定得送一本书给你，这样或许能够减轻点精神上得负担。至于随书得其他礼物，就取决于你一年的表现了。

好了，我有点啰嗦了，先说说为什么送你书吧。听你妈妈讲，你现在识字长进挺快得，这样看来，你还是有些阅读的天赋的。至于你在成年之后，能否继续保持阅读的热情，显然，给一个判断还太早。拿我来说，读书现在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你每天不喝一杯牛奶，就不肯上床睡觉，舅舅的牛奶就是书籍。这样潜意识的习惯，我现在有所反思，大概还是在比你稍大得时候培养的，那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我了吧。

至于为什么要读书，这就是一个更难的问题了。你现在所接触到得知识，包括你幼儿园得阿姨每天教你的，它们不一定都正确，或者，有些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但书本就可以健全你的认知。说白了，我和你爸妈一样，都无非是希望你成为一位能坚持自己主见，同时并不偏执的人。

舅舅说得这些话，你大概只能认识几个字。但我想，假如二十年之后，你从你得书架你取出这封信，觉得舅舅过去说得，似乎有些道理。我想，那一定很有意思。因为，那一天，你也许真正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不管是在旅行的路上，还是在外婆给我们准备得酒桌上。

我在这里猜测，你现在的年纪，一定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吧，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想的最多得是什么呢？每天开始写不完得作业，还是你妈妈给你准备什么晚餐？舅舅在等着你回信得那一天。

祝你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还有，没事给舅舅打个电话，舅舅没有酒喝的时候就很想你。

                                                                             舅

                                                                    2008年10月30日 于北京华茂公寓

帝王城池霜已降，江洲阡陌时正忙。

荆南京北音书稀，孤枕犹添三更寒。

南方周末上期出的题目，从哥大学成回来的姚老师点名作答。

 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我和这个国家的直接联系，就是每个月工资卡不翼而飞的500到600块钱。当然，如果你非得把我每天码字的工作，算着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未尝不可。虽然，他们看起来，更像加的是一块块豆腐渣。小时候，家里爷爷和叔叔都是城市户口，他们在村里被人羡慕的称为国家的人。那么，我呢，一个农村孩子，有国家吗？

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在北京暂住的每一天，我钱包里都放着身份证，它几乎寄托着所有像我一样，在这个没有北京户口人的安全感，否则，任凭你身上长满一万张嘴，你还是无法说清楚自己的身份。很幸运，到现在还没有被驱逐出去，我是不是该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

问：你还能为国家做什么？

我的父母从十几岁开始在大队里挣工分，后来是公粮水费和三提五统，一辈子的劳碌命。按照我从某些学者那里听来的道理，你有多大的权利，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这么说来，我们的国家，一辈子把我的父母固定在土地上，是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的。可当他们老了的时候，没有医保、养老。给两个老人安定、衣食无忧的晚年，从道德上从，我责无旁贷，但从权责对等的角度，我这是不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问：国家还能为你做什么？

求求您，国家，别为我操心了

北京路边的树叶还没变色，天气已经冷得让人感觉是进入初冬了。在公交上，我不知怎么想起了菊贵阿姨。她是我堂叔的妻子，按辈分该叫婶娘。什么时候去世的，准确的日子我现在还不知道。

8月的某天，电话里奶奶告诉我，菊贵阿姨走了。那时我并没感觉到多少哀痛，这是个迟早会来的结局。不过当我在秋风里再次想起此事，却看到死亡之外，生命到处盛开着无奈。

去年年底回家的时候，在老家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幢联体的两层楼房。一边是我家的，另一边是菊贵阿姨家的，我们这两家，时隔十多年之后，又重新做回了邻居。其实菊贵阿姨家的老房子也没住多少年，只是住进去之后这十几年，大事小事闹腾个没够。按照村里的老迷信，家里有重病的人，动动土或许能够冲冲喜。不过，这一切，终究没挽回她的生命。

春节休假在家的期间，她开玩笑问我，你爸妈给你结婚留的宅基地，我家占了，你没意见吧？我逗她，那您就每个月交点房租。她惨淡一笑，这是我能记起的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那地方，女儿出嫁之前，母亲灌输最多的心灵鸡汤，便是，过去成家了一定要“厉害”，否则这一辈子翻不了身。这自然有所指，婆婆几乎是媳妇的天敌，这是家庭内部斗争必须要打胜的第一仗；妯娌以及邻里，也是难免要过手的。有一辈子从事这种斗争，几乎可以称为职业革命家的母亲们的不吝赐教，相互斗狠便是村里妇女们或明或暗的景观。

地里的一棵白菜被人偷了，也能惹得她们叉着腰，站在路上破口大骂半天。有表演天赋的，还携带砧板和菜刀当道具，边骂边使劲跺砧板，意思是那些盗贼不得好死才解气。

不过，我的印象里，菊贵阿姨时常面带微笑，几乎没和人争吵过，即使偶尔和人发生争执，气极了，用我的母亲的话说，吵架都是轻言轻语。遇到心气难平的事，大多她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不停的叹气，和自己过意不去，流再多的眼泪，也很少和人破口大骂。她没读过什么书，我相信，这是与生俱来的秉性。后来，我学了一点经济学知识，我们那村的状态，基本上还可以适用丛林法则，在普遍贫困，农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时，在你挣我抢、没有进退的生活里，为了一丁点利益，都可以作饿虎扑食状。这么来说，菊贵阿姨和善、安静的本性，其实不适合生活在物竟天择的环境里。

和善的秉性并没带给她什么回报，相反，是一生漫无边际的痛苦。她的大儿子定整晚我几个月出生，在家族里都排定字辈。但我这做哥的，在学步的时候没少挨过他的打。我成年后奶奶经常描述我被打后的惨样，屁颠屁颠的跑回家，哭得鼻涕泪水满面，剩下她在旁边跺脚，愤恨的说，你手端豆腐去了啊！（意思是说你手是空着的，怎么不还手）。不过，这机灵的孩子，小时候一上学就露出破绽。第一次在学校午休时，他便在课桌下大便，惹得满屋秽气，菊贵阿姨只好从地里赶来，扛着锄头，亲自把那坨伤心的大便扔出教室。末了，带着定整，再也没踏进学校一步。

定整的毛病，我长大了才清楚。据说是糖尿病，一晚上能喝一壶开水，喝完就犯糊涂。去年冬天回家，外面冰天雪地，晾衣绳还挂满一溜五颜六色的尿片。除了这毛病，定整是村里的能手，修电器、剃头都十分在行。去年过年的时候，爸告诉我，定整一直都在盼着我回来，指不定能带点北京稀奇古怪的玩意呢。我让他失望了，除了给爸买了几盒烟，我实在想不出北京有什么好买的，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村子里在惦记我的兄弟。

我有时候会想，假如把我换成定整，以他的聪慧，会不会比如今我取得更大的进步。每每想到此，命运就像一棵无法驾驭的子弹，出膛时毫厘的偏差，在生活的靶心上常常天壤之别。我们今天所获得的一切，太多要归于我们的运气。

第一个孩子几乎耗尽了菊贵阿姨一家所有的心血，他们想尽了各种偏方，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还是只能听天由命。

在他的儿子还没好起来时，菊贵阿姨又栽进去了。听人说是肺病，也是一通到处求医访药，仍然没有任何结果。自己孩子的命运，连着她自己的病，似乎彻底让丧失了对现代医学的信心。我读初中的时候，她花价钱买了个录放机，半夜偷偷摸摸起来打坐，嘴里还振振有辞。当然，不是她一个人这样，她们是有组织的，周末就到镇上去集体听课。98年夏天，从反复播放的新闻联播里，我醒悟过来，她练的就是FLG。

FLG不能练了，而农村似乎也呆不下去了。这个时期一位风云的人物李昌平，就是我们镇的。98年和99年，是农村衰退最厉害的年景，一年上头，辛辛苦苦伺候地里的庄稼，算过帐反倒要赔钱。

“抛荒”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名词，逃离出村子的人，大多有三种去向，有点裁缝本事的，去了武汉、株洲或者广东；会做红案和白案的，则是全中国去卖早点，他们是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而第三种，了无手艺，到处去捡“渣货”，也就是垃圾，最先他们的据点是在海南，后来分散到全国各地。所谓“捡”，其实大部分时候，拣的地点在人家工地上或者家里。堂叔胆子大，经常敢闯到工地上去偷钢筋。堂叔干活的时候，胆子小的菊贵阿姨，躲在屋子里浑身筛糠似的。不过听说积攒了不少钱。

恐慌的日子持续了三五年，菊贵阿姨唯一的女儿燕霞，也快出嫁了。其实她年纪不大，20岁左右，小学毕业就去福建打工了。她在工厂里谈了个外地的男朋友，堂叔和菊贵阿姨都很着急，按他们的想法，自己身体不好，女儿嫁得近点，也是个照应。于是那年过年，好说歹说把燕霞骗回家，全家族的人挨个给燕霞洗脑，向她描述嫁得近是多么幸福的事。禁不住这么大架势的攻心战，燕霞同意了。马上有人闪电行动，在隔壁村拎出个小伙和燕霞相亲，燕霞也同意了，婚期定在大年初八的样子。

大年初三，燕霞跑了，这个消息在村里炸了锅。我低看了她，平时说话都和她妈一样温顺的的她，竟然拥有抗婚这样巨大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后来听人说，那天早晨燕霞说到县里去买嫁妆。以防万一，堂叔找了好几个人陪她去。结果上厕所的空隙，谁也没注意，她就这么跑了。那天下午，堂叔拎着礼品上男方家赔礼去，那边闹着要分手费，因为男方家里装修，还有把请酒的消息都散出去了。燕霞的婚事，差不多是我们村里最大的闹剧。她过了一年才和家里联系，不知道对于身患重疾的菊贵阿姨，会是个多大的打击。而燕霞，结婚这么多年还一直未有生育。

菊贵阿姨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场，我想，对于这个世界，她藏中千丝万缕的牵挂，他那个身患重疾的孩子，一个查不出毛病不能生育的女儿。但我也想，她是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在她患病这么多年，堂叔始终不离不弃的守候在身边，没有一句怨言。尽管一生贫贱，她带着一个男人温暖的爱，走了。菊贵阿姨，愿你在天堂里远离恐惧，远离疾病。

酒店对面的海湾，早晨起来很漂亮

漂亮的啤酒瓶子

海参崴的街道

站前广场上，积满鸟屎的列宁铜像

老人和鸽子

胜利广场上的新娘

举行婚礼的新娘

俄罗斯小美女

早就知道海参崴盛产两样东西，美女和啤酒。在国内，跑过些地方的男人总会谈论哪个地方的女人长相最出众，成都被提及的频率是最高的，我基本赞同。不过到了海参崴，你才坦然承认自己曾经井底之蛙的眼光。

海参崴整个城市就是一座模特训练营，即便是残次品，转销到广东等地去做野模也是绰绰有余。女人们身材高挑，而且凹凸有形，难能可贵的是，还十分敢穿，旅行团的中年男士过马路的时候哈喇子都掉到地上去了。

和我们一起出来的，还有几位上年纪的阿姨，都是为官一方的实权派人物，看到俄罗斯小姑娘们的模样，我简直担心他们回去是否要患抑郁症了。更让人嫉妒的是，海参崴男女比例为1比6。连导游这样猥琐的男人，凭着下三滥的手段在海参崴养了个小情人，且代价仅仅平时给人充充话费，买买冰激淋。究其原因，俄罗斯男人大半时间都是半醉半醒，哪有心思去关注女人。

说到酒，不是亲眼看到，你很难相信，俄罗斯的男人出来遛狗，一手牵着狗绳，令一只手竟然拎着酒瓶。海参崴海边的人行道上，一大早过去，触目皆是前晚留下来的啤酒瓶。俄罗斯还特产一种饮料，也是带气泡的，不过里面添加了酒精，我喝了一罐，半天都缓不过神。也难怪，商店里的啤酒比可乐卖得还便宜。不过伏特加等烈度酒是不可随意在商店出售的。

如果你仔细观察，金店、银行等机构都有重兵把守。在一家金店，竟然有位荷枪实弹的女警在值勤。可见海参崴的治安非常让人担心。据导游介绍，海参崴目前基本上是一个被黑社会控制的城市，连市长以前是也黑道出身的。华人协会的会长隔一两年就要换，因为前任常常不明就里的失踪了。导游还介绍，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印象，非常狡猾。据说，在这里做木材生意的中国人，遇到了俄罗斯的对手，想的第一招，就是花重金把对手干掉，甚至其家人还有邻居都要杀得干干净净。可以说中国人是藏在海参崴经济体系里的隐形人，相当一部分生意是被他们控制的。

  与媒体介绍的“MADE IN CHIAN”充斥全球市场不一样，至少在海参崴，很少能见到中国的商品。我还特意光顾了下他们的电器店，大多是俄罗斯的本土产品，高端一点的就是日韩的。海参崴的中央广场最大的广告牌是LG的。海参崴对中国的印象十分复杂，而中国游客对海参崴的感觉也是五味杂陈。 

在鸦片战争之前，海参崴还是中国的领土，在他的英文名称VLADIVOSTOK，VLADI控制的意思，VOSTOCK是东方的意思，合起来便是控制东方。在我们下榻的渤海酒店门口，矗立着一尊铜像，据说就是这位先生占领了这片土地。导游处处介绍旅游景点时，都难免要和中国那段启齿的历史衔接起来，不知道其他的中国游客有何感想。

或许为了迎合中国游客，海参崴火车站广场上的列宁铜像是必到之处。我们去的时候，伟大领袖的脑袋上挂满了鸟屎，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清洗过了。据说这是目前俄罗斯国内仅存的几座铜像之一，不过他的寿命也不长了，为了给意大利商人的一个项目让路，铜像在明年将要被拆除。说起对列宁老先生的印象，导游的介绍更有意思。大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如果没有列宁，他们现在将会和美国一样发达。俄罗斯的中小学生都不知道这位挂满鸟屎的先生是何须人也，历史是多么的功利。

最后说点题外的，海参崴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没落的贵族。尽管经济不宽裕，社会秩序混乱，但对人的尊重仍是国内无法比拟的。海参崴的私家车非常多，因为大多是走私过来的二手车，非常便宜，经常几千美元就可以买一辆。因此街道也非常拥挤，但是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车子都会主动避让，不管后面的车堵多久。我们下榻的酒店，尽管设施陈旧不堪，但走廊和房间都收拾得十分干净。

相比中国游客，无论在哪，总能一眼分辩出来。式样陈旧的着装，经常腰里还别着个钱袋，在哪都是高声嚷嚷。只有在金店里，我们团里的阿姨们硬是磨蹭了几个小时，让俄罗斯的店员眉开眼笑，看来中国人的购买力确实是名不虚传了。

有些往事就如一个沉睡在昏暗角落里的孩子，一个眼神、一段音乐甚至某个时分的光影，都会让我们把他随时唤醒。我这里要说的是东北农村，我一向对电视剧十分鄙夷，不过最近每天晚上11点却会准时把电视锁定在北京4台，因为有《血色浪漫》，某天晚上，当剧中播放钟跃民在黄土高原的插队的生活时，午夜脑子里倏忽跳出一帧帧东北农村的照片。

大约在大二的时候，我创立了一家以研究三农问题的学术性社团。说研究，那是虚张声势，切实的目标是借“问题”普及常识；但在人文氛围稀薄的关外，至少在辽宁，这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和当时那个宏大的历史命题沾边的学生社团。社团的名字叫黑土地学社，平时的活动与学也基本无关，因为在这所以冶金和计算机专业著称的工科院校，文科专业成立也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社团最大的特色是固定的在五一、十一长假的时间去农村调研。印象里在我任社长的一年多时间里至少去了四个村子，一个是抚顺县，其余的都在吉林梨树县，慈禧的祖居“叶赫”就是在此。 抚顺县那个小山村是我们社团的第一次活动，时间在十一，东北农村最迷人的季节，我们在那个大山深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待了四天，就是为了看看报纸上一个大名鼎鼎的大学生村官。因为是收割的季节，对农民的访谈有时候只能在田地里进行，如今采访的内容和人物都已经不堪回忆，唯有那澄明的山中秋景成了藏在心中的风景画。 

而梨树的村庄更符合人们对东北农村彪悍生猛的固有印象。我第一次去春节没过完，匆忙从老家出发连绒裤也没顾得上穿，到了梨树县城后我连买了两条套在腿上还觉得直哆嗦。更绝的是调研结束后，离开县城时找到个招待所，就是一老大爷家里，每人五块钱，五六个男生挤在那炕上，不知道是炕的年岁太久还是老大爷一辈子的烧炕技术不过关，炕烧得一半冷，一半凉，而我就恰巧睡在正中间，把我烙得个夹生。

隔着三年的时空来和这些往事对视，我仿佛感受到他们背后隐藏着一条暗河，顺着他们，把我带到这里。 敲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已经是9月1日凌晨两点，又一个开学的日子，我在东北边境的一个小城里，窗外雨声如鼓。  

 文/严定非 理财周刊

印象中以前接触过《1929大崩溃》，不过这个噱头似的书名并没让我多留意，前两天无意在加尔布雷斯的随笔集中得知竟然是这位老先生的作品；想读这本书，除了作者的原因，还有个直截了当的想法，就是加老对1929年大崩盘的分析，是否还能够部分用来解释从6000多点一下跌倒2000多点的A股。

这是本只有136页的小册子，因为看书速度比较慢，花了一周时间。加尔布雷斯是少有的几位能够把经济学知识讲得通俗易懂的大师,这本书的可读性并不太差，之所以这么说，翻译大打折扣，很多普通的经济学名词都译得不知所云，整本书我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第一章和最后一章。

整本书回顾了1929年大萧条危机发生前后华尔街和华府里各色人等的行为，文末是对危机后果以及原因的分析。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前，房地产曾有一轮十分火爆的行情，佛罗里达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投机客的麦加圣地。“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包含了传统泡沫的所有因素”，加尔布雷斯继续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的因素就是投机心理：“随着时间的转移，人们透过增值的事实去探究其原因的倾向大大减弱。只要出于盈利目的，为卖儿买的人数供给的增加足以维持价格上涨的速度，人们就没有不这样做做的道理。”20世纪最伟大的骗子庞氏（Charles Ponzi）就是在这场房地产投机盛宴中横空出世的。

反观A股和房地产市场的关系，以及美国最近爆发的“两房”危机，历史似乎又是在重复上映。尽管在A股日日见红的顶峰时，开发商和他们的皮条客列出种种理由，其中最常见也就是最被大众认可的莫过于“真实需求理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在土地制度处于政府的严控之下，目前房地产供给严重不足。但现在有谁还敢拿这个“理由”来托市？

由此可见，在一个疯狂证券市场的投机风潮一定会波及到商品市场，导致他们的价值被高估，而房地产市场又最容易被投机客觊觎。

加尔布雷斯在说到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不是被说服而相信的人们，而是寻找理由去相信的人们”，“世界”这个词或许可以换着“泡沫”，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

“投资信托”是大崩盘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以现在经济学的分类法，它应该可以归到金融衍生产品的行列。无独有偶，在次贷危机发生一年之际，华尔街上越来越多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欺骗客户套取佣金和管理费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这些依靠复杂的数学模式设计出来的衍生产品，不用说普通投资者，专业人士也常常一知半解，所以现在媒体开始有声音，华府要采取行动来限制衍生产品的开发。看来，这个问题的根子不是一天两天就埋下来的，而围绕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的争论，估计也不会就此消失，因为华尔街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有着超凡的影响力。

文章末尾加尔布雷斯在解析狂热投资出现的原因时，他的观点与众不同，“流动性”、“利率”、“信贷供给”，这些传统的因素他认为不是最重要的，“人们的情绪远远要比利率和信贷供给重要。大规模的投机需要普遍的信任感和乐观情绪，并且必须坚信普通老百姓都渴望发财。”援引文中的一个故事，“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经纪人事务所里挤满了坐着或站着的顾客，他们挤在这里两眼紧盯着显示牌，而不是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某些客户室里，难以找到一个能够看见行情显示牌的地方，无人有幸能够查阅自动收报机的纸袋。”这副景象，又和2007年的A股何等相像。

不过最终加尔布雷斯分析大崩盘导致的大萧条的原因时，倒是中规中距，“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公司结构不合理”、“银行结构不合理”、“成问题的对外收支状况”、“经济知识贫乏带来的低效的经济政策”是持续近八年的大萧条的成因。

2007年7月14日，他拖着两包行李来到广州大道中289号院。记忆中的这天广州酷热，也许高温蒸发了他内心的兴奋，当一个过去无限向往的梦境真实的出现在眼前，他没有太多激动，内心更多是惶惑，和面对新生活的一丝恐惧，典型的一个外省青年来到巴黎的心态。

2008年7月14日，他在广州南方人才市场向集团人力资源处咨询办理港澳通行证的时候，电话那头说他们正带领新入职的大学生拓展训练，可能帮不上忙。他突然想起去年这时候他也曾是其中的一员，在广州番禺荒郊野地里头顶烈日的两天。时间最大的吊诡在于，同样的地点，物是人也在，不知不觉间指针已经走了一年。

请原谅我毫无节制的抒情，一周年，无念是纪念死亡，还是祝贺新生，都是很好的理由，那就请继续原谅吧。

我在前面之所以称“他”，与“我”刻意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的体位，让我的回忆更从容；过去一年，我时刻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和紧张，我希望舒缓的表达能让自己的内心也变得舒缓。我所稀饭的连岳老师和罗老板都很时髦的在用Q＆A的形式和河蟹社会发挥余热，这里拷贝一下来总结过去的一年。

Q: 如果给你去年的表现评分，你打多少分?

A:70分吧。或许有点沾沾自喜或自鸣得意的态度，但我想说的是，这个分数不是对我的褒奖，而是对我身边的很多同事的感谢，他们有很多是在新闻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老同志，但对于一个资质平庸的年轻人，他们在我身上倾注的了很多热情，让我感觉到莫大的动力，也让我在第一年的工作里基本上顺风顺水的走下来。当然，打70分的理由是我有很多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看到我更快速的成长。

Q:过去一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

A:没有什么可以用“最”来形容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吧，我们都是凡夫俗子，烟熏火燎的生活里也不可能有太多惊天地的小概率事件出现。比较欣慰的是自己的工作状态吧，时刻感觉到知识结构上的不足，学习的欲望比在大学时要旺盛得多，对知识的饥渴也消解了很多人第一年工作时感觉到的空虚和无聊。此外，还比较欣慰的是经济上的独立，父母不用为我超负荷的劳动，这是莫大的欣慰。经济上的自由也让我有能力去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Q:去年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

A:失恋应该可以归于此类吧，情感经历并不丰富的个人，失恋就是种巨大的内伤。不过，我的看法现在有点转变，失恋可以把人从逼窄的两人世界里解放出来，如果允许自我安慰的话，可以送给那些正在遭受失恋折磨的人：你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Q:去年觉得最有挫败感的事情是什么？

A:在投身新闻行业以前，我有种错觉，自己的文笔还不错，这一年我很受打击，因为发现自己在写作上禀赋极差且记忆力还不好，心里十分痛苦，因为当你意识到你比你所鄙视的那些人还要差劲时，你想象你会有多沮丧。更重要是，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连表达都不利索，显然也不可能在新闻行业可持续发展，我希望能通过勤奋的阅读和写作来弥补这块短板。这里得提到一个人，专栏作家连岳，我觉得在当代作家里，他比市面热炒的很多文人要强，他所有的文章里随时都安装着暗器，指向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世界。

Q: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来弥补这块你十分器重的短板吗？

A:我还是相信勤能补拙吧。刚才说了，除了海量阅读和勤奋的伏案，好像也没有什么聪明的办法。每个星期争取能写几篇评论，然后强迫症似的抒点情，或许能让我的逻辑思维和情感灵敏度同时变得锐利。

Q: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阅读计划？

A:经验告诉我，和女人购买衣物与化妆品一样，我在书店也会彻底丧失理性，所以有时候阅读计划会被打乱，这种紊乱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十分不规律。

我今年下半年的阅读计划是财经书籍，详细点分类应该包括：投资类的，经济管理类的，主要是中国企业史和知名企业历史，经济理论类的我也会投入精力。不过不管是哪类，我短暂的作文史提醒我，作文时个人所具备的历史感尤其决定文章的厚度，所以现在对历史也十分感兴趣。啰嗦一点，去年一小朋友考研完之后送我一套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籍，很有嚼头，可惜的是那种书你只能在心静如水的时候去看，我的修炼还不够。

Q:有什么让你感觉到去年尤其完成得不好的？

A:惰性，致命的惰性。不按时完成制定的工作，极大伤害了效率，此外，据科学家研究还会减少人的愉悦感。我承认科学家们这次说对了。我想我会专门好好研究自己的时间如何分配的，最近看了一个人关于“时间管理”的博客，挺有意思的，准备好好学习。

Q:哪种习惯你觉得保持得比较好？

A:上自习，基本上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对外经贸大学自习，这也是我阅读效率最高的时候。但愿我在下一年有时间和地理条件让我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也希望我的朋友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放心，本质上我还是位刚进城的农村青年，并且免疫能力似乎还不错。

Q:如今想起哪个人，会让你在郁闷的时候比较开心？

A:两岁多的小外甥。在他有限的的语言库里，“舅舅”这两个字发音，清晰程度以及音量，仅排列在“爸爸”“妈妈”之后，我为这个季军十分荣耀。

Q:去年哪本书让你印象最深？

A:没有印象最深的书，不过看过一些人的书之后发现对他们误解很深。比如王朔和安妮宝贝，他们比现世的绝大多数人要真实，《致女儿书》让我感触良多。此外，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梁文道。

不过说到最深的还得提起已故导演杨德昌，他让我非常吃惊，华人导演还能拍如此高水准的电影，推荐《一一》，五星推荐。不过刚才找到了丁度?巴拉斯的全集，我足足等待了一年。

Q:如果选择拥有一种超凡的能力，你你会选择什么？

A: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让我随时保持平和从容的心态。

Q:如果要选择一个价值排序，你会怎样排列？

A:健康、亲情、金钱、豁达。

Q:已经26岁了，有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A:除了不打算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之外，还是有些盘算。当然也不方便在这里公之于众，和很多人一样，都是些卑微的梦想。

Q:去年走过很多地方，哪个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A:当然是映秀，不过我至今感觉到这是个伤口，等到完全结痂的时候我会讲更多的故事和朋友们分享。去过很多城市，大多数面孔模糊，城市大都缺乏个性，无非都在圈地建设工业园和大厦。印象比较好的是成都，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是个可以醉生梦死的乐园，且成本低廉。

2008年7月14日于T120列车